“2025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达到33.69%”并非一个自动实现的目标，它需要一个强大、协同、可持续的体系化能力作为支撑。这种“国家能力”，超越了单一部门的职责，意味着要构建一个从政策制定、资源整合、专业队伍到评估反馈的 “长效机制” ，将健康素养促进工作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环节。
首先，是跨部门的“战略协同力”。 健康素养涉及健康教育、媒体传播、环境建设、社区治理等多方面，绝非卫生健康部门一家之事。这要求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建立由卫健部门牵头，教育、宣传、广电、体育、农业农村、住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多部门参与的常态化联席会议与联合行动机制。例如，教育部门负责将健康教育系统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宣传部门负责指导媒体做好公益宣传;住建部门负责在城乡规划中融入健康支持性环境设计。只有形成“大卫生、大健康”的治理格局，政策与行动才能形成合力。
其次，是基层社会的“专业服务递送力”。 健康素养提升的“最后一公里”在社区、在家庭。这依赖于一支扎根基层的“健康指导员”队伍。他们可以是经过规范化培训的社区医生、乡村医生、社区工作者、教师、退休人员或志愿者。他们的任务不是进行高深的医学讲座，而是提供面对面的、生活化的咨询、组织和示范，帮助居民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国家需要建立这支队伍的标准、培训、认证和激励体系，使其成为健康知识可靠的“社区翻译”和“行为教练”。
第三，是智慧化的“精准监测与评估能力”。 传统的问卷调查已难以满足动态、精细化的管理需求。未来应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国民健康素养的实时监测与评估系统。通过分析社交媒体健康话题的讨论质量、在线健康课程的参与情况、可穿戴设备的数据分享(在匿名和符合伦理前提下)等多元数据，更早、更准地发现不同地区和人群的素养短板，并评估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从而实现策略的快速迭代和资源的精准投放。
最后，是可持续的“多元投入保障力”。 除了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应积极探索和创新筹资机制。例如，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责任(CSR)资金投入员工和社区的健康促进;探索发行“健康福利彩票”或设立“健康中国公益基金”;在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设计中，将健康素养教育与保费优惠挂钩，实现市场激励。多元化的投入机制是确保这项工作持久开展、不断深化的血液。
构建这套体系化的国家能力，是实现33.69%目标并使之持续巩固、不断提高的根本保证。它意味着，健康素养工作将从一场依赖宣传口号的“运动”，转变为一个嵌入国家肌理、拥有自我进化能力的“精密系统”。这不仅是完成一个数字指标，更是在锻造一项关乎民族长远健康素质的、坚实而柔韧的“国家内功”。
